－－－－－－－－－－－－－－－－－－－－－－－－－－－－－－－－－－－－－－－－－－－－－－－
　
　　□“夷陵”地名辨—— 刘开美
　　
　　夷陵，是宜昌市区的古称。得名之由缘于二说：一是《汉书地理志》所说：“夷山在西北”(《二十四史》(二)《汉书》，第1567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因此得名：一是旧志所说：“水白此夷，山自此陵”(《东湖县志》(下)，第39页，1992年宜昌市档案馆摘编)，因此得名。得名之时却难以考究，但因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烧夷陵之事，其名便始见于史。

　　秦将白起烧夷陵之事，在《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但是，注家对此事中所讲“夷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注家对《史记·楚世家》中所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之语产生了歧义。在对这段文字中的“夷陵”的注释中，刘宋裴咽在《史记集解》中引徐
广曰：“年表云拔郢，烧夷陵。”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括地志云：“峡州夷陵县是也。在荆州西。”二位注者都把“夷陵”作为地名来理解。但是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则认为“夷陵，陵名，后为县，属南郡。”也就是说，白起所烧“夷陵”，不是城邑，而是陵墓。中华书局在编辑《史记》时，将以上文字断句为：“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将“夷陵”作为“先王墓”的同义并列词，在二者之间未用顿号断开(《二十四史》(一)《史记》，第1735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这表明中华书局的编辑者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倾向于《史记索隐》作者看法的。历史上也曾有人对秦将白起所烧“夷陵”到底是城邑还是陵墓这个问题作过辨析。清人吴省钦就曾写过《白起烧彝陵辨》的文章，试图对此进行辨析(《宜昌府志》，第993页，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编辑)。然而在现代出版的《辞源》中，仍然认为“夷陵”是“春秋楚先王墓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败楚军，烧夷陵，即此。”“后为县名”(《辞源》(一)，第714页，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说，“夷陵”作为陵墓被烧在前，作为县邑地名在后。显然，仍是承袭《史记索隐》的观点。同样，在张正明主编的《楚史》中，也认为夷陵是楚先王墓的圣地(《楚史》，第320页，199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么，“夷陵”到底是陵名还是地名呢?辩析这个问题，并非是钻字眼，而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尤其是关系着我市始见于史的准确年代的问题。研究宜昌历史，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古代无论是冠以“陵”字称谓的地名，还是冠以“陵”字称谓的帝王墓名都不少。但并未因此而产生歧义。为什么偏偏
“夷陵”这个称谓在历史上就会使人产生如此之大的歧义呢?关键在于在《史记·楚世家》中“夷陵”这个称谓是与“先王墓”并列在一起的。因此，要弄清“夷陵”是陵名还是地名的问题，要从辩析“夷陵”与“先王墓”是否一回事的问题入手。笔者正是在翻阅大量资料的过程中，透过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方才
感到“夷陵”与“先王墓”并非是一回事。

　　大家知道，战国时期今宜昌市区不是楚国先王之墓的所在地。当时，这里地处边陲，是“楚之西塞”，并非是楚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不具备充当楚国先王之墓所在地的条件。事实上，直至今日在这里的地下考古调查或挖掘中都从未发现类似墓葬。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宜昌市区北郊的长江东岸黄柏河流注地区的前坪、葛洲坝发掘出43旧战国两汉墓，其中战国墓仅6座，主要是战国末期，很可能是秦占此地后的秦墓(《三峡考古之发现》，第382、383页，1998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而楚国先王之墓的所在地又并非称谓“夷陵”。当时，楚国的政治中心是郢。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伐楚所拔之郢，就在今荆州市江陵正北的纪南城。这里显然具备充当楚国先王之墓的条件，同时，在考古中发掘出战国时期数以千计的中小型楚墓(高应勤《楚文化考古论文集》，第27页，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在这里却从未有过关于“夷陵”这一‘先为陵名后为地名称谓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王墓并不称“陵”。《辞源》在解释“陵”作为帝王坟墓字义时，引《水经注·渭水》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辞源》(四)，第3278页，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说，在汉代以前还没有称帝王之墓为“陵”的情况。而“夷陵”这一称谓在《战国策》中却已经有了记载。在《战国策》(卷六)《顷襄王二十年》中这样写道：“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国语·战国策》第57页，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战国策》虽为汉刘向所编，但该书是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均属战国时期的作品。显然，其书中所列“夷陵”，指的是城邑，而不可能是先王之墓。因为文中是把“夷陵”与相关城邑放在一起的，并把拔夷陵与烧先王之墓分为不同的事件记叙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不止一次地记载了此事。除以上所述《史记·楚世家》记载的“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秦拔我郢，烧夷陵”(《二十四史》(一)《史记》，第742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之外，在《史记·白起传》中同样记载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这件事(同上，第2331页)。尤其是在《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曰：白起兴师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同上，第2367页)显然，司马迁是把拔城、烧城和辱先人作为三类事件记叙的。对此，北宋司马光也是信而不疑的，同样在《资治通鉴》中多处记载了此事。由此可见，秦将白起所烧
“夷陵”是城名而不是陵名，“烧夷陵”与“烧先王墓”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以上所引《史记·楚世家》中的那段文字应该断句为：“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不仅“烧夷陵”指的是烧城邑，与“烧先王墓”不是一回事，而且烧夷陵中的“夷陵”指的就是当今宜昌的市区。对此，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作了极其明确的叙述。郦氏写道：在孤山上(指今宜昌市区江南的磨基山)“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后复曰夷陵。”(《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第502页，1995年岳麓书社出版)。同时，旧志也指出：“夷陵名始于国策，其地扼荆蜀之要”，“周秦以来无朝不被兵革”。“自周末白起入楚，彝陵始见于史。”(《东湖县志》(上)，第11、17、35页，1992年宜昌市档案馆摘编)对今宜昌市区何时称夷陵以及秦烧夷陵的背景都作了明确记载。尤其是旧志和《宜昌地区简志》中都记载有白起洞。指出：“白起洞位于赤溪上侧，相传秦将白起领兵攻楚时，兵过夷陵，曾在此洞驻军。清人诗曰：‘古洞连天赤，应悲秦灭楚。杜邮终伏剑，齿冷武安君。…(《宜昌地区简志》，第310页，1986年宜昌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编)反映秦将白起兵入夷陵还有遗迹可寻。只是此洞遗址在兴建葛洲坝工程后淹没到黄柏河水底，但是作为秦将白起兵入夷陵的见证则是不可磨灭的。

　　总之，以上辩析可以看出，秦将白起所烧的“夷陵”，就是今宜昌市区的古称。公元前278年“夷陵”地名始见于史，它表明我市见诸于史的历史至2004年已达2282年之久。

　　(作者系宜昌市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第[1][2][3]
　

　　　　　　　　　　　　　　　　　　　　　　　　　　　　　　　　　　　　　　　< 返回顶部